棒打狍子瓢鱼，野鸡飞进饭锅里

　　与长江、黄河不同，黑龙江位于中俄边境交界处。 中游左岸和上游在我国，下游在俄罗斯。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，中俄两国在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存在不少矛盾。 渔民越界捕捞时有发生，渔业管理略显混乱。

　　20世纪50年代，黑龙江地区由于地处偏远，定居人口并不多，但生物资源储量却相当可观。 当时，在北大荒地区（包括黑龙江沿海平原）流传着“棍打狍子，葫芦捞鱼，野鸡飞入饭锅”的说法。 用“瓢鱼”来形容鱼儿数量众多，可想而知当时的鱼类资源有多么丰富。

　　据记载，黑龙江有鱼类106种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鲑鱼、鲟鱼、梭子鱼、黑龙江河鳟、细鳞鱼、鲑鱼等。 在这100多种鱼类中，黑龙江特有的有88种（也有资料称有92种），占总种类的83.8%。 这些土著鱼类构成了独特的生态群落，是水生生物基因库的重要资产，具有重要的生态保护价值。

　　从科学研究和商业开发的角度来看，这些本土鱼类资源堪称黑龙江的宝贵“财产”，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。 然而，近几十年来，黑龙江中上游的自然捕捞量越来越少，捕捞规模也向鱼类小型化、年轻化方向发展。

　　据文献记载，1949年黑龙江流域渔业总产量仅为1.8万吨，但2007年猛增至48.7万吨，产量增长了26倍。 从表面上看，这确实是一份出色的成绩单，但渔获的来源和成分却隐藏着“谜团”。

　　当地渔业产量之所以猛增数十倍，是由于养殖业的蓬勃发展，与野生鱼类种群资源没有直接关系。 1949年前后，人工渔业尚未发达，市场上的商品鱼几乎都是野生的。 到2007年，野生鱼类占总渔获量的比例下降到11.3%，人工养殖逐渐成为当地渔业生产的主流方式。

　　业内普遍认为，水产养殖可以缓解人们对野生鱼类的捕捞压力，对保护本土鱼类大有裨益。 但奇怪的是，黑龙江流域的土著鱼类并没有因为养殖规模的增大而完全恢复元气。

　　黑龙江抚远渔区的老渔民反映，20世纪50年代常能钓到的鱼类有20多种，包括梭子鱼、鳄鱼、黑鱼、鱿鱼四大类鱼，它们都比较大。 到20世纪90年代末，这些常见的经济鱼类明显减少，特别是鳟鱼、鱿鱼、鲱鱼和鳊鱼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不再捕捞。

　　古语云：“一目了然”。 在黑龙江众多特有鱼类中，三文鱼最具代表性。 鲑鱼是一种洄游鱼类，平均每四年完成一个世代周期。 性腺成熟后，每年秋季繁殖种群从西北太平洋向上游迁徙，最终到我国的黑龙江、乌苏里江产卵。

　　每年的迁徙季节，是捕捞鲑鱼的最佳时机。 下游的俄罗斯渔民已经准确计算出时间，在近海和内河的洄游通道上布下天罗地网，轻松收获了大部分资源。

　　特别是近年来，俄罗斯海鲜部门加大了远东渔业建设力度，旨在将远东打造成为俄罗斯海鲜中心。 这背后，西北太平洋和内陆的鲑鱼资源（包括三文鱼）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“投资项目”。 黑龙江流域的鲑鱼将面临更大的繁殖压力。

　　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，黑龙江渔民每年捕捞鲑鱼约100万条。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，鲑鱼数量下降至 56 万至 60 万条。 2006年，鲑鱼数量只有6万条。 黑龙江流域的鲑鱼产业正在衰退。 这已经成为铁定的事实。 过去常见的马苏鲑鱼、座头鲑等品种已基本消失。

　　看看俄罗斯。 2010年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数据显示，日本、俄罗斯和美国是北太平洋主要的鲑鱼捕捞国。 当年登记的总捕获量为 311,000 吨，即约 9,100 万条鲑鱼。 其中，仅日本就占了一半的渔获量，俄罗斯和美国各占四分之一。 按照这个比例计算，俄罗斯当年捕获了2275万条鲑鱼。

　　在黑龙江，野生分布面积缩小、种群数量下降，是许多本土鱼类面临的共同困境。 在鲑鱼数量减少的同时，黑龙江河鳟、江鳕、沙蓍草和乌苏里白鲑的数量也在急剧减少。 物种已经濒临灭绝。

　　从近年来的数据来看，黑龙江流域还能勉强维持一定水平的自然捕捞产量，但主力不再是自然养殖的野生鱼类，而是人工养殖放流的鱼类。 通过人工孵化、放流鱼苗，可以延续一些珍稀鱼类的种群生存，提高常规经济鱼类（主要是鲢鱼、鲤鱼）的产量。 它是一种广泛使用且可持续的生产方法。

　　2020年，黑龙江省渔业部门增殖放流经费1074万元，放流鱼苗1.05亿尾，其中珍稀濒危鱼类234.5万尾，比2019年增长30%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2020年6月，黑龙江省渔政渔政局工作人员还成功救助了一条300斤重的雌性瑞香鲶鱼。 该物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（IUCN）列为“极度濒危”。 “品种，它也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。利用人工繁殖技术，科研人员成功繁育了32万尾瑞香鲶鱼幼鱼，最终放归黑龙江干流中。”

　　遗憾的是，种群增殖放流并不是万能药大马哈鱼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黑龙江中上游渔业“难产”问题。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现象是，自20世纪60年代和1970年代以来，各地的繁殖放流站就开始大量放流鲑鱼，但迄今为止，每年鲑鱼种群的洄游量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增加。

　　在相对封闭的水域，强化放流被视为回报率较高的渔业“投资”，但在开放水域系统中，“投资”的回报率并没有保障。 更重要的是，黑龙江是中俄两国的界河。 国内科研机构为放生所做的努力，需要俄罗斯渔民的积极“配合”，否则放生的结果可能会“胎死腹中”。

　　因此，更有效的措施是加强与俄罗斯远东渔业部门的沟通和交流，让中俄共同保护珍稀本土鱼类，并在必要时达成渔业协议。 只有这样，才能创造“资源节约和渔业发展”的双赢局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