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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我同行化绍新全集,化绍新的头弟有哪些

24-01-27资讯围观129

简介  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(1082),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。写眼前景,寓心中事;因自然现象,谈人生哲理。属于即景生情,而非因情造景。作者自有这种情怀,遇事便触发了。《东坡志林》中说:“黄州

 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(1082),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。写眼前景,寓心中事;因自然现象,谈人生哲理。属于即景生情,而非因情造景。作者自有这种情怀,遇事便触发了。《东坡志林》中说:“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,亦曰螺师店,予买田其间,因往相田。”途中遇雨,便写出这样一首于简朴中见深意,寻常处生波澜的词来。

  首句“莫听穿林打叶声”,只“莫听”二字便见性情。雨点穿林打叶,发出声响,是客观存在,说“莫听”就有外物不足萦怀之意。那么便怎样?“何妨吟啸且徐行”,是前一句的延伸。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,呼应小序“同行皆狼狈,余独不觉”,又引出下文“谁怕”即不怕来。徐行而又吟啸,是加倍写;“何妨”二字逗出一点俏皮,更增加挑战色彩。首两句是全篇主脑,以下词情都是从此生发。

  “竹杖芒鞋轻胜马”。先说竹杖芒鞋与马。前者是步行所用,属于闲人的。作者在两年后离开黄州量移汝州,途经庐山,有《初入庐山》诗云:“芒鞋青竹杖,自挂百钱游;可怪深山里,人人识故侯。”用到竹杖芒鞋,即他所谓“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”(《南歌子》)者。而马。则是官员或忙人的坐骑,即俗所谓“行人路上马蹄忙”者。两者都从“行”字引出,因而具有可比性。前者胜过后者在何处?其中道理,用一个“轻”点明,耐人咀嚼。竹杖芒鞋诚然是轻的,轻巧,轻便,然而在雨中行路用它,拖泥带水的,比起骑马的便捷来又差远了。那么,这“轻”字必然另有含义,分明是有“无官一身轻”的意思。

  何以见得?封建士大夫总有这么一项信条,是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。苏轼因反对新法,于元丰二年被人从他的诗中寻章摘句,硬说成是“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”,于知湖州任上逮捕送御史台狱;羁押四月余,得免一死,谪任黄州团练副使,本州安置。元丰三年到黄州后,答李之仪书云:“得罪以来,深自闭塞,扁舟草屦,放浪山水间,与樵渔杂处,往往为醉人所推骂,辄自喜渐不为人识。”被人推搡漫骂,不识得他是个官,却以为这是可喜事;《初入庐山》诗的“可怪深山里,人人识故侯”,则是从另一方面表达同样的意思。这种心理是奇特的,也可见他对于做官表示厌烦与畏惧。“官”的对面是“隐”,由此引出一句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来,是这条思路的自然发展。

  关于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,流行有这样一种解释:“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一辈子,也处之泰然(这表示能够顶得住辛苦的生活)。”(胡云翼《宋词选》)从积极处体会词意,但似乎没有真正触及苏轼思想的实际。这里的“一蓑烟雨”,我以为不是写眼前景,而是说的心中事。试想此时“雨具先去,同行皆狼狈”了,哪还有蓑衣可披?“烟雨”也不是写的沙湖道中雨,乃是江湖上烟波浩渺、风片雨丝的景象。苏轼是想着退隐于江湖!他写这首《定风波》在三月,到九月作《临江仙》词,又有“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馀生”之句,使得负责管束他的黄州知州徐君猷听到后大吃一惊,以为这个罪官逃走了;结合答李之仪书中所述的“扁舟草屦,放浪山水间,与樵渔杂处”而自觉可喜,他是这一种心事,在黄州的头两三年里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表白出来,用语虽或不同,却可以彼此互证,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之为归隐的含义,也是可以了然的。

  下片到“山头斜照却相迎”三句,是写实。不过说“斜照相迎”,也透露着喜悦的情绪。词序说:“已而遂晴,故作此。”七个字闲闲写下,却是点晴之笔。没有这个“已而遂晴”,这首词他是不一定要写的。写晴,仍牵带着原先的风雨。他对于这一路上的雨而复晴,引出了怎样的感触来呢?

  这就是接下去的几句: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“萧瑟,风雨声。”“夜雨何时听萧瑟”,是苏轼的名句。天已晴了,回顾来程中所经风雨,自有一番感触。自然界阴晴圆缺的循环,早已惯见;宦途中风雨的袭来,却很难料定何时能有转圜,必定有雨过天青的遭际吗?既然如此,则如黄庭坚所说的,“病人多梦医,囚人多梦赦”(《谪居黔南十首》),遭受风吹雨打的人那是要望晴的吧,苏轼于此想得更深,他说无风雨更好。无风雨,则盼晴、喜晴的心事也不需有了,这便是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真谛。如何得到政治上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境界?是“归去”!这个词汇从陶渊明的“归来去兮”取来,照应上文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在江湖上,即使是烟雨迷蒙,也比宦途的风雨好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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