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马哈鱼群体聚集洄游期的鱼子酱

　　在我国东北地区，鲑鱼是最著名的洄游产卵鱼类。 这里历史资源丰富，曾是黑龙江渔民的重要目标。 靠近西北太平洋沿岸，我国鲑鱼自然形成了四个地理种群，即黑龙江、乌苏里江、绥芬河和图们江种群。 按人口规模排序，乌苏里江人口最丰富。 其次是黑龙江群和乌图门江群，数量最少的是绥芬河群，每年迁徙的个体只有1000余只。

　　三文鱼在我国备受推崇，名贵鱼类的地位家喻户晓，堪称“海洋黄金”。 洄游期间，鲑鱼体肥壮，常见体重4～6公斤大马哈鱼，平均体长60厘米左右。 肉质细嫩，鲜红，看上去像牛肉，但比牛肉嫩得多。 与其他三文鱼类似，三文鱼的肉中储存着丰富的脂肪，口感肥美。 可鲜食、腌制或熏制，味道相当出众。 与鱼肉相比，三文鱼卵的价值更高，颜色红，营养价值高。 它们是真正的“水中之金”，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。

　　我国的鲑鱼有一个明显的特点，就是周期性回归。 每年9月初，成群的性腺丰满的鲑鱼聚集洄游，从黑龙江下游河口一路逆流而上。 到达我国的时间是九月到十月。 9月下旬，鱼群数量达到高峰，河里鱼群成群。 在冻结前完成产卵活动。 由于每年的秋季是鲑鱼的迁徙季节，所以鲑鱼又被称为“秋季鲑鱼”。

　　为什么说是周期性回报呢？ 因为受精卵当年在鱼窝里孵化，来年春天发育成幼鱼。 河水开通后，它们集体返回大海。 同一群鱼需要3至6年才能成熟。 因此，河流和海洋之间的迁移是周期性的。 法律。 我国渔业工作者在评估三文鱼放流效果时，往往以6年作为一个完整的监测周期。 美国、日本、俄罗斯等国家的捕捞计划也因年份而异。 当年养殖规模越大，相应批次鲑鱼洄游时的捕捞配额就越大。 由此可见，鲑鱼的繁殖状况直接影响鱼源国的捕捞和利用。

　　三文鱼的另一个特点是资源流动性高，产量波动大。 作为洄游性鱼类，鲑鱼的洄游范围比一般鱼类要广得多。 成年人口可以在太平洋东海岸和西海岸之间来回迁徙。 向东可到达美国阿拉斯加和加拿大育空河，向西可深入中国东北地区。 以及俄罗斯的阿穆尔河流域，并沿河向上游迁移数千公里。 这导致各国捕捞产量不稳定，资源变化较大。 鱼源国捕捞有一种“分蛋糕”的感觉。

　　上图为鲑鱼的分布范围。 蓝色是海洋栖息范围，绿色是当前产卵范围，橙红色是历史产卵范围。 由此，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鲑鱼非凡的洄游能力。

　　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（见下表），1980年至2021年，全球鲑鱼产量在16.6万吨至39.5万吨之间波动，最高产量是最低产量的两倍多。 其中，1994年至2015年是鲑鱼发展的稳定期。 全球捕捞量在30万吨左右，高产年突破35万吨。

　　从鱼源国来看，三文鱼渔业的最大受益者是日本，其次是俄罗斯和美国。 中国在开发利用方面不具备优势。 以2010年的数据为例，当年全球三文鱼总产量为31.3万吨，占太平洋三文鱼总产量的34%。 每条鱼的重量按照平均大小3.4公斤来计算，相当于当年捕获的9100万条鱼，其中约50%是日本渔船捕获的，美国和俄罗斯各占约25条%。 中国的渔获量微乎其微，不到俄罗斯的一小部分，而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
　　同为鱼类来源国，为何中国三文鱼产量如此惨淡？ 与“产量危机”直接相关的因素有两个。 一是我国在地理上处于“劣势”，二是从国内因素来看，野生鲑鱼种群出现了资源衰退。

　　我们先看一下地理位置。 有两个主要的鲑鱼渔场。 第一个是西北太平洋海域，包括鄂霍次克海、日本海等公海。 渔场靠近俄罗斯和日本的远东地区。 俄罗斯和日本有着先天的地理优势。 优点是可以直接调动渔船进行捕捞。 俄罗斯远东海域，鲑鱼聚集规模最大。 在机械化渔船的作业下，大部分渔获量都会被一次捕获。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，我国并不直接毗邻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，不具备开发权优势，也没有获得公海捕捞许可。

　　另外一个渔场是内陆河流域，我国也没有优势。 三文鱼的洄游方向是先经过俄罗斯，然后到达我国。 迁徙通道为黑龙江—阿穆尔河。 两条河流的主要支流相连。 我国境内叫黑龙江，俄罗斯境内叫阿穆尔河。 阿穆尔河下游是鲑鱼的洄游地。 第一个频道。 在阿穆尔河作业的俄罗斯渔船也能轻松获得可观的渔获量。 但由于众多渔船的拦截，成功迁徙到我国的只是杯水车薪。

　　中国渔业专家在调查三文鱼资源情况时明确指出，国内三文鱼产量低的主要原因是俄罗斯下游的过度捕捞。 这种观点并非没有根据。 一个典型的“证据”是：2011年，日本核泄漏事故导致大片海域受到污染。 俄罗斯出于质量考虑，降低了对鲑鱼的捕捞压力。 于是，当年鲑鱼就迁徙到了黑龙江。 三文鱼产量大幅增加。 2012年，俄罗斯宣布恢复正常运营。 当年秋季，中俄边境海域鲑鱼年捕捞量大幅减少。

　　当然，我国的三文鱼危机并不完全是外部因素造成的。 国内问题也不容忽视。 据记载，我国鲑鱼渔业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，至少有70年的发展历史。 20世纪50年代，我国平均每年可捕捞鲑鱼18.1万尾，资源储备相当丰富。 1949年至2000年间，鲑鱼平均年产量高达20.5万条。 产量最高的年份是1961年和1966年，年平均捕获量高达557,000条鲑鱼。 三文鱼已成为黑龙江渔民的重要收入来源。

　　中国学者注意到，20世纪70年代鲑鱼产量开始下降。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下降趋势更加明显，实际捕捞量远低于预测值。 国内专家推测，鲑鱼产卵场面积约为420万平方米（1990年代），实际产量应在200万至250万条鲑鱼之间。 然而，多年来实际捕获的鲑鱼只有18,000至137,000条。 远低于预期值，表明人口资源处于下降状态。

　　在数量减少的同时，鲑鱼的洄游范围也在大幅缩小。 历史上，黑龙江流域多条河流都出现过产卵鲑鱼，有的河流可容纳数百万条鱼产卵。 但由于水污染、非法采砂等人类活动的影响，产卵场环境遭到破坏，洄游范围缩小至抚远市周边海域和东宁绥芬河流域。 历史上曾有鲑鱼泛滥季节的松花江流域，现在几乎没有鲑鱼的踪影。

　　此外，鲑鱼的体重和产卵也有微妙的变化。 20世纪60年代的捕捞量中，鲑鱼的平均重量可达3.5~5公斤。 2016年抽样调查的平均重量仅为2.5公斤左右，最大的还不到5公斤。 相应地，洄游群体中鲑鱼受孕的卵数略有减少，卵直径明显减小，成熟系数也有所下降。 产蛋数从4000枚下降到3000枚左右，为2016年调查的最低值，仅存1300粒左右，表明养殖种群规模日趋缩小，种群资源日渐枯竭。

　　有文献指出，我国目前的鲑鱼资源已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不足1/10，资源形势尤为严峻。 为了保护三文鱼，我国积极开展生态保护和增殖放流行动，最大限度地恢复三文鱼种群。 黑龙江、乌苏里江、绥芬河等河流是鲑鱼保护的重点水域。 我国在珲春、富源、东宁等产地建立了多个放流站，用人工培育鱼苗补充自然繁殖的不足。 增加了我国三文鱼资源储量和回报率。

　　以绥芬河为例，根据多年跟踪监测，绥芬河鲑鱼放流再捕获率约为0.3%，这意味着每放流1万尾幼鱼，约有30尾会返回绥芬河作为成年人并被抓住。 为了提高放鱼效果，科研人员还对鱼苗入海洄游进行了监测，明确分析了时间特征和环境特征，为提高幼鱼成活率提供了科学依据。

　　还有一项必须提及的保护措施：栖息地改善和重建。 三文鱼的繁殖环境非常挑剔。 要求水质清澈，环境安静，水温5~7℃，河床底部有大量碎石、卵石，以利于雄鱼筑巢（鱼巢约直径1m，深20米）。 ~30cm圆坑），产卵地点多为冬季不结冰的河湾（有利于鱼卵孵化）。

　　自然繁殖是恢复鲑鱼种群的根本措施。 我国河流、湖泊环境具有重建产卵场的潜力。 产卵场和示范区建设成为当前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。 这无疑有助于恢复产卵场的基本功能，形成稳定的产卵种群。 有网友问：我国遣返黑龙江上游是在“做嫁妆”吗？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，因为我国放生的鱼苗有相当一部分会被下游国家，甚至日本和美国捕获。

　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加大驱逐力度客观上也是我国的责任。 根据《联合国海洋公约》规定，鱼源国对鲑鱼等溯河产卵鱼类拥有优先利益，也有责任保护它们。 保护鲑鱼资源也有利于我国加入西北太平洋鲑鱼组织，将捕捞范围从内陆河流域扩大到日本海、鄂霍次克海等公海。 届时，我国将为三文鱼资源的回收创造更多机会。 有利的条件形成了鱼类保护-养殖-利用的良性循环。